作者: 陳少華

鄂東人把紅薯叫做紅苕。

那時，每年的十月中下旬，每家從隊里分回的紅苕都有幾千斤不等，如此數量的紅苕就賴在家里，成了一日三餐的主食。這單調乏味的吃料，各家都會做些粗加工，盡管魔法不斷翻新，日復一日，不免厭惡。這中間，凍米兒糖就像一位美少女，從紅苕群像的背影深處裊娜多姿走來，久駐在我的吃譜里。

母親是做凍米兒糖的高手。

每年分回紅苕后，母親就讓我們兄妹按大小分類。那些根根梢梢的，洗凈堆放好，待她空閑時切成丁狀。母親的空閑，總是在很晚很晚的時候；切苕丁的砧板聲不急不慢，高低均勻，執著地敲打著屋外厚厚的夜幕，和著我們的酣睡聲，送走了一個又一個清苦歲月的夜。

母親把苕丁兒煮成稀稠適度的糊，再用大布袋子灌裝起來過濾。灌滿苕糊兒的布袋子，胖嘟嘟的，活像一頭肥豬，放在一只架在大木盆上的木架上，母親開始使勁地擠啊擠啊，流出的液汁就滴進了大木盆里。過濾中，還要不斷地加水稀釋，我們幫著備好燒柴禾、洗刷的清水、圍在周圍打下手，跑來跑去，嘰嘰喳喳。

慢工出細活，文火熬上整整一晚，才能熬出母親想要的那個糖稀來。每次動手前和收工時，母親都要用到秤。她的經驗是，一百斤紅苕熬出七斤糖稀就正好，多了少了都不行。永遠記得這樣的漫漫冬夜，我們兄妹圍坐在母親的身邊，聽她邊燒火熬糖稀、邊漫無邊際地說這說那。

有了這亮晶晶、黃燦燦的糖稀，就該蒸米粒兒了。一般的人家是待木甑把米蒸好了，就趁熱把米散開，拿到太陽底下去曬干。但母親卻從河里挑來清水，將剛出甑的蒸米放在水里冷浸一遍，再撈起來瀝干，攤開讓它冷凍一夜。母親說，只有這么浸了凍了，炒時才會更脆更酥。

冬日太陽的力度有限，一般要曬上六七個晴天才行，接著再分出還沒散開的米結巴，用石磨破破就算完工，可以炒米粒了。待細細的黃沙被油在鍋里煉黑了，母親就把適量的米粒倒進去，用竹把不停翻動，不一會兒，就變成了白胖胖的米珠，比原來要大出兩倍以上呢。再用鐵篩子一篩，黃沙就一粒不粘地留在了鍋里。母親把早就熬好的糖稀醒過來，同時又把調料拿出來調好。陳皮、干桂花、芝麻、花生、刀豆粒、花椒，全是她平日里留心收來的。

米粒好了，糖稀好了，作料也備齊了，母親就在那只大木盆里開始捏凍米兒糖了。她總是煞有介事地把我們兄妹全都呼在身邊，看她怎樣把調好的凍米兒糖壓成一條條的正方體，又把這正方體切成半厘米厚的一片片，然后再極其幸福、自豪地看著子女們盡情地享用著她的勞動果實。有了這些，她就真正地夠透了，夠透了……

母親去世已有幾個年頭了。那次興致所致，居住在都市的我，竟在家中立起了爐灶，做起了凍米兒糖。可不管我怎樣按圖索驥，都感到味道不正，難以如意。不是環境變了，口味刁了，或原材料有異，而是，這不是母親的凍米兒糖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