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學教師黃燈與她的農村親人

　　文/朱詩琦

　　黃燈以揭示農村困境而成名。2016年春節(jié)期間，她所寫的《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(xiāng)村圖景》一文引爆輿論。那篇文章以農村兒媳的視角，近乎慘烈地呈現了一個農村家庭嚴酷的生存境況。

　　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感到為難，鄉(xiāng)村雖負載著舊日的美好回憶，現實的重重困境卻令人生畏。黃燈也常覺無能為力。

　　在新書《大地上的親人》里，黃燈寫了三個村莊里的親人的經歷，大抵是他們如何遠離傳統的鄉(xiāng)村生活、如何在城市中謀求生存的故事。寫書有明確的訴求，黃燈說：“我要以親人的個案告訴大家真相，那些在城里面的農村人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。

　　出身農村的知識分子的情理困境——但知識界也讓她失望。她期待中的知識分子應是關切社會、有所擔當的群體，但她發(fā)覺自己身處一個封閉的圈子，“大部分人為了個人的一些東西奮斗。”

　　去年春節(jié)，黃燈回農村老家時，三個堂弟湊過來，說：“燈哥，你把姐夫家的事寫出來了，那我們的事你也可以寫寫。”

　　當地方言中沒有“姐姐”的稱謂，“燈哥”即是燈姐。堂弟們樂意提供自己在廣州打工的經歷，因為文字在親人眼里很神圣。

　　另一位表弟的狀況則讓黃燈有些拿不準。他吸過毒，坐過幾次牢，好不容易跟家里人修復好關系。她試探地問：“把你吸毒的經歷寫進去，沒關系嗎？”

　　“寫也沒關系。”表弟信任她，坦然講出當年為賺取毒資而搶包的種種細節(jié)，甚至拿出好些從獄中寫給妻子的信件。

　　在新書《大地上的親人》里，黃燈寫了三個村莊里的親人的經歷：她作為外省女子嫁入的湖北村莊豐三村、她出生的湖南村莊鳳形村，以及外公外婆生活的隘口村。他們共同的身份是農民。農村留不住人，這些親人的經歷，大抵是他們如何遠離傳統的鄉(xiāng)村生活、如何在城市中謀求生存的故事。寫書有明確的訴求，黃燈說：“我要以親人的個案告訴大家真相，那些在城里面的農村人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。”

　　她正是以揭示農村困境而成名。2016年春節(jié)期間，黃燈所寫的《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(xiāng)村圖景》一文引爆輿論。那篇文章以農村兒媳的視角，近乎慘烈地呈現了一個農村家庭嚴酷的生存境況：姐夫因工程欠款而破產，哥嫂打工十多年的報酬也因此無法收回，婆婆去世，妹妹出家，丈夫雖然通過讀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，但作為大學教師的他卻無力解決親人的苦難。

　　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感到為難，鄉(xiāng)村雖負載著舊日的美好回憶，現實的重重困境卻令人生畏。黃燈也常覺無能為力。她在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任教，說話時還帶著汨羅農村老家的鄉(xiāng)音。“他們過得太艱難了，”黃燈為這種無聲的悲劇感到不平，“去世以后就像一陣風一樣，不會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任何蹤跡。”

　　困惑

　　1999年，黃燈就讀武漢大學中文系研究生。那年全國研究生錄取人數不到8萬，而她報考的中文系僅21個名額。學校里彌漫著精英意識，也有些遠離現實的輕松。她印象很深，同窗們成天談論出國、考GRE或者男朋友。

　　知識界讓她失望。她期待中的知識分子應是關切社會、有所擔當的群體，但她發(fā)覺自己身處一個封閉的圈子，“大部分人為了個人的一些東西奮斗。”

　　那一年是黃燈思考的起點。她后來對農民親人的關切、底層立場的堅定，源于對知識界的失望。“我一直覺得學術應該解決很多現實問題。讀書并不完全是為了改變命運。”黃燈說，如果是為了好的出路，她不會繼續(xù)讀博，而是在碩士畢業(yè)時工作。

　　2012年，已為大學教師的黃燈在文學刊物《天涯》上發(fā)表了《知識界的底線何在》一文，批判知識分子喪失學術的良知，放棄對知識和真理的探索，而熱衷于交易和利益，為拿課題、發(fā)論文賣力奔走。其結果是，知識生產成了概念的空轉，與真實的日常生活和生命體驗不再發(fā)生聯系。

　　她知道另一種生活。與學院派知識分子不同，1995年，黃燈從湖南一所大專院校畢業(yè)后，被分配到岳陽一家苧麻紡織印染廠工作。

　　工廠的生活讓她見識了人生的殘酷一面。1997年，國企改革，要求干部到基層當工人，她從機關文秘調到車間做擋車工。在短紡車間，她學會了梳棉和并條兩個工種，每天8個小時工作，三班倒。車間的師傅很同情她，近視眼本不適合在一線做工人，她操作的梳棉機曾經吞掉一個女孩子的手。在工人們看來，在國企上班意味著一輩子衣食無憂，工資不高福利不少。但變故接著發(fā)生，1998年，受香港金融危機影響，工廠效益變差，連體力活也沒得做。

　　下崗那一年，黃燈24歲。她切身體驗了什么叫作“社會轉型的劇烈變動”、什么叫作“改革陣痛”。那意味著每個月不到80元的工資，一個大學畢業(yè)生突然無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，也意味著同車間的工人師傅們養(yǎng)不起家了。她耳聞目睹了國企改制下的種種慘劇，她要再一次靠考學改變命運。

　　一年后她如愿讀研。進入學院系統后，黃燈發(fā)覺，過去的生活都消失了。輕松體面的校園生活常讓她有不真實感，上一刻還灰頭土臉地在工廠，為總也弄不好的滾軸而苦惱，轉眼她已經坐在圖書館，讀書、寫作、聽音樂，那些不堪的過往似乎從未發(fā)生。

　　“那些從來沒有工作過的孩子，他們就是天真很多。”? 黃燈說。那時，她在校園里顯得憤世嫉俗，看不慣有學生為了獎學金評比而背后告密，也不能心平氣和地對待學術。討論課上，她常常選擇啟蒙話題，“理論功底很差地大放厥詞。”她不能接受大學同學的自命不凡，“好像其他人的生活跟他們沒什么關系。”導師曾數次提醒：你的心境不夠平和。

　　黃燈沒有告訴導師她的下崗經歷，除了舍友，同學也不知道她經歷了什么。那時，她覺得這種經歷上不得臺面。讀研前她的學歷是大專自考本科，這也讓她在那些本部研究生的優(yōu)越感中選擇沉默。

　　虛偽的東西

　　2002年中秋節(jié)傍晚，堂弟黃職培敲開了黃燈宿舍的門。他拎來一盒精裝月餅和一箱國產牛奶，要看看這位數年未見的姐姐。

　　“你第一次在廣州過節(jié)，一個人太冷清。”堂弟放下禮物，沒有接受與黃燈一起去食堂吃晚飯的邀請便匆匆趕回工地。

　　黃燈在中山大學讀博士。而堂弟初中未畢業(yè)便南下廣州打工，離鄉(xiāng)時不滿14歲。姐弟倆雖有血緣關系，人生際遇卻大相徑庭。異鄉(xiāng)重逢，黃燈看到，眼前的堂弟“盡管有一張年輕的臉孔，終究難掩農民階層的氣質”。

　　早年在武漢讀書時，黃燈就知道湖南老家有好些親人在廣州打工。她還聽說，他們當中有人賭博，甚至吸毒，聽起來就像“另一個世界的人”，這些人不能惹。

　　“有些吸毒的人知道你住哪，可能會為了毒資找你。即便親戚不來，他的朋友也可能來找我。”黃燈說起她那時的心思。弟弟過節(jié)時主動來訪，讓她忽然羞愧，好像身上虛偽的東西被揭開了。

　　堂弟的來訪成為她重建與親人聯系的起點，也是新書寫作的起點。她很震撼，這個印象中一直很可憐、沒得到什么愛的弟弟，“依然懂得去關心親人，依然保存了悲憫和愛的能力”。在書的序言中，她自我反思道：“這些基本的情感，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學生涯中，被日漸生硬、冰冷的知識稀釋。反觀自己的生存，我發(fā)現知識的獲取，不過讓我冠冕堂皇地獲得一種情感日漸冷漠的借口，進而在規(guī)整、光鮮、衣食無憂的未來圖景中，悄然放棄了對另一個群體的注視。”

　　每逢傳統節(jié)日，黃燈跟著堂弟，一次次穿過城中村的街道，見識了什么叫作“一線天”、“握手樓”、“蝸居”，見識了什么叫暗的生活。而在這些地方，黃燈通常是禮遇的對象，接受同鄉(xiāng)們臘魚臘肉的招待，去“改善生活”。她覺得自己有義務走進這個群體，看看他們怎么生活。

　　一位親戚住在兩平方米的房間里，沒有窗戶，用5瓦的燈泡，很得意：“用這種燈，電表根本不會轉。”她奉行“賺不到錢就盡量不花錢”的生存原則，在陰暗、逼仄的出租屋里一住十幾年，一心為了湊齊給孩子讀書的學費。而堂弟，在母親早逝、父親不顧家的家庭長大，初中沒畢業(yè)就到了廣州，靠打零工混飯吃，15歲時因沒辦暫住證還被關過收容所。

　　她有一個表弟，有段時間經常吸毒。他父親主動舉報，因為被公安局抓走還可以保住一條命。家里人見他屢教不改，說“不戒毒就拿瓶農藥算了”。但他也有豪爽、富人情味的一面。黃燈在老家休產假那年，表弟送來三百元，他每月靠給人打工掙八百，那三百塊皺巴巴的，五十塊、十塊、五塊湊在一起。

　　2006年，博士畢業(yè)后，黃燈訪談了一批在廣州、東莞打工的親人，打算寫一本書作為記錄。他們將家鄉(xiāng)的人際模式復制到了南方，在異鄉(xiāng)講著家鄉(xiāng)土話、吃著過年帶來的臘味、打著家鄉(xiāng)的麻將和撲克、開著家鄉(xiāng)的玩笑，這些都讓黃燈感到親切。但另一方面，打工的艱難和無奈又刺痛了作為旁觀者的黃燈。她說，那時她看待廣州的“臟亂差”問題都有了新的視角，一想到自己的親人也是其中一份子，那些腌臜似乎也變得可以容忍。

　　黃燈的專業(yè)是現當代文學。2003年，她嘗試寫一本書，發(fā)現大學讀書的日子幾乎是空白，太輕了，反倒是工廠生活的經驗不斷涌入，“讓我明白了什么樣的生活在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。”

　　在2003年，她確立了自己的底層立場，以及對學院派的反思。下崗經歷不再讓她羞愧，她主動去接近打工的親人們。“所有的轉變都涉及到我對精英的認識。”黃燈說，“以前對精英有價值觀上的認同，現在他沒有精神上的高貴性，更多是利益的追逐。既然這個群體的神圣感消失了，那我也可以坦然面對我自己了。”

　　親人

　　新書完稿后，黃燈的丈夫楊勝剛看了后兩章，內容是妻子家的兩個村莊，而第一章里寫的自家親戚，楊勝剛卻跳了過去，他甚至沒怎么看“鄉(xiāng)村圖景”一文。

　　“不想看。”少言寡語的楊勝剛簡短解釋道，他不愿意回顧家里的痛苦。作為家中惟一靠讀書改變命運的人，楊勝剛卻不能改變農村親人在底層掙扎的命運。他熱愛文學，與黃燈是同樣的專業(yè)。教書這份職業(yè)給了他不少樂趣，但他畢竟是舉家族之力培養(yǎng)出來的大學生，母親在世時常常念叨，要是他做大官就好了。黃燈說，丈夫覺得喜歡文學是對家庭的犯罪。

　　“很多人沒走出來，我覺得我丈夫都有一點天然的自卑感。”黃燈說。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常在城市與農村兩個身份之間糾結。這種糾結彌漫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，黃燈在書中寫道：“他（丈夫）愈是沉默，我就愈能感受到過去家庭施加給他的痛苦和壓抑的深重。……他的原生家庭就像一個長長的陰影，只要還有家庭成員處于不幸和痛苦中，逃脫的個體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該具有的輕松、愉悅。”

　　2004年，因為一篇《今夜我回到工廠》，黃燈與同在中山大學讀博的楊勝剛相識。黃燈在文章里敘述了幾位國營工廠師傅下崗后的艱難處境。楊勝剛被其中的真實性打動，“從沒見身邊的人寫過這些。”他給黃燈寫郵件，講起農民的苦難：“極度的貧困使他們只能緊貼著地面卑微地生活。”

　　2005年，黃燈第一次去楊家，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房子建起來十多年，但二樓根本沒裝修，裸露的鋼筋和預制板讓她想起小時候見到的窮人家。“十幾年前，男方是博士，就是比較精英的人才，不會把經濟狀況作為考量條件，那時房價也便宜，沒有‘鳳凰男’這種說法。”黃燈說。她從小對物質的貧乏沒有什么感知，2007年兩人結婚，家里的事情越來越多，她才體會到丈夫當年郵件中所說的農民的苦難。

　　在丈夫楊勝剛的家族，由于家中境況稍好的妹妹出家、四姐夫破產，無人分擔重任，楊勝剛和黃燈夫婦成了惟一的資源索取對象。黃燈曾跟老公抱怨，大哥、大嫂太不努力，“我娘家親戚也在廣州打工，每個月也可以掙兩三千。”但她了解之后就釋然了，哥哥待在農村幾乎沒法掙錢，棉花一塊多一斤，菜籽油十幾塊一斤，而外出打工十多年，薪水卻因工程款拖欠而收不回來。他們每年兩萬元左右的資助，是大哥一家的活命錢。

　　“很多農村家庭兄妹中只有一個考出來，大部分都比較弱，說實話大部分人都會幫。”黃燈說，她能理解這種關系，因為父母一直在幫助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員。

　　“這種關系不對等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現在的付出是因為他們以前對你付出了，其實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回報他們當年的付出，比如當年沒讓我老公輟學。”她說。她只希望親戚能體諒自家難處，有時候也會想丈夫為什么沒學理工科。

　　哥哥嫂子有時會對她說，“你孩子小，我們家沒幫你們帶過孩子”，或者“你們在城里買房，也沒錢付首付”。黃燈覺得他們是明白人，并不認為別人的周濟理所當然。春節(jié)回鄉(xiāng)，哥哥、嫂子早早等在村口，接他們回家，那個時候，黃燈說，天然的親情還是會給你安慰。親人之間要講情感，而不要那么講道理，這是父母那邊的大家庭教會她的東西。

　　黃燈初到廣州的那段時間，曾刻意回避農村親戚，擔心自己成為他們索取的對象。博士畢業(yè)后，受夠了搬家的折騰，黃燈決定在廣州買房，首付二十多萬，她手頭只有五千塊。

　　她向身邊的同事朋友借錢，結果卻讓她失望。有朋友很爽快，但也有關系很好的朋友，表現得十分警惕，找借口拒絕，“恰好這段時間沒錢。”“像我這種人，一般是覺得別人會借，我才會開口。”黃燈說。

　　倒是農村親戚們二話不說地幫了忙。在廣州打工的親人借了錢，甚至丈夫家那位有六個孩子的大姐，也借給他們一萬塊。大家庭的互助力量很大，聚少成多，加之同學、老師的幫助，湊齊了首付。這件事讓她知道了“朋友還是和親人不一樣”。

　　學者梁鴻有本《中國在梁莊》，寫的是農村現狀。黃燈覺得梁鴻比她冷靜，梁鴻有一個村莊的意象，而在她這里，核心是人。她從親人的角度切入農村困境，挑選了老中青不同時代的親人的經歷，以反映轉型期的中國農民的遭遇。“我的親人是最普通的親人，他們是沒有任何特殊性的，他們的命運也是最普通的農民的命運。”黃燈說，她相信這種最普通的東西會有代表性。

　　在黃燈的童年記憶里，鄉(xiāng)村是美好的，然而，對身為留守兒童的侄子侄女而言，他們回憶自己的童年會是什么感覺呢？他們沒有寫作能力去表達自己的痛苦，但黃燈有。（來源/南方人物周刊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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