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光中：書齋·書災(zāi)

　　物以類聚，我的朋友大半也是書呆子。很少有朋友約我去戶外戀愛春天。大半的時間，我總是與書為伍。大半的時間，總是把自己關(guān)在六疊之上，四壁之中，制造氮氣，做白日夢。我的書齋，既不像華波爾（Horace Walpole）中世紀的哥德式城堡那么豪華，也不像格勒布街（Grub Street）的閣樓那么寒酸。我的藏書不多，也沒有統(tǒng)計，大約在一千冊左右。“書到用時方恨少”，花了那么多錢買書，要查點什么仍然不夠應(yīng)付。有用的時候，往往發(fā)現(xiàn)某本書給朋友借去了沒還來。沒用的時候，它們簡直滿坑，滿谷；書架上排列得整整齊齊的之外，案頭，椅子上，唱機上，窗臺上，床上，床下，到處都是。由于為雜志寫稿，也編過刊物，我的書城之中，除了居民之外，還有許多來來往往的流動戶口，例如《文學(xué)雜志》，《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》，《中外》，《藍星》，《作品》，《文壇》，《自由青年》等等，自然，更有數(shù)以百計的《文星》。

　　“腹有詩書氣自華”。奈何那些詩書大半不在腹中，而在架上，架下，墻隅，甚至?xí)滥_下。我的書齋經(jīng)常在鬧書文，令我的太太，岳母，和擦地板的下女顧而絕望。下女每逢擦地板，總把架后或床底的書一股腦兒堆在我床上。我的岳母甚且?guī)锥忍嶙h，用秦始皇的方法來解決。有一次，在臺風(fēng)期間，中和鄉(xiāng)大鬧水災(zāi)，夏菁家里數(shù)千份《藍星》隨波逐流，待風(fēng)息水退，乃發(fā)現(xiàn)地板上，廚房里，廁所中，狗屋頂，甚至院中的樹上，或正或反，舉目皆是“藍星”。如果廈門街也有這么一次水災(zāi)，則在我家，水災(zāi)過后，必有更嚴重的書災(zāi)。

　　你會說，既然怕鉛字為禍，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，使各就其位，取之即來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的答復(fù)是不可能。凡有幾本書的人，大概都會了解，理書是多么麻煩，同時也是多么消耗時間的一件事。對于一個書呆子，理書是帶一點回憶的哀愁的。諾，這本書的扉頁上寫著：“一九五二年四月購于臺北”，（那時你還沒有大學(xué)畢業(yè)哪！）那本書的封底里頁，記著一個女友可愛的通信地址，（現(xiàn)在不必記了，她的地址就是我的。可嘆，可嘆！這是幸福，還是迷惘？）有一本書上寫著：“贈余光中，一九五九年于愛奧華城”。（作者已經(jīng)死了，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學(xué)史。將來，我的女兒們讀文學(xué)史到他時，有什么感覺呢？）另一本書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，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個小鎮(zhèn)上窮泡，好久不寫詩了。翻開這本紅面燙金古色古香的詩集，不料一張葉脈畢呈枯脆欲斷的橡樹葉子，翩翩地飄落在地上。這是哪一個秋天的幽靈呢？那么多書，那么多束信，那么多疊的手稿！我來過，我愛過，我失去——該是每塊墓碑上都適用的墓志銘。而這，也是每位作家整理舊書時必有的感想。誰(www.lz13.cn)能把自己的回憶整理清楚呢？

　　何況一面理書，一面還要看書。書是看不完的，尤其是自己的藏書。誰要能把自己的藏書讀完，一定成為大學(xué)者。有的人看書必借，借書必不還。有的人看書必買，買了必不看完。我屬于后者。我的不少朋友屬于前者。這種分類法當(dāng)然純粹是主觀的。有一度，發(fā)現(xiàn)自己的一些好書，甚至是絕版的好書，被朋友們久借不還，甚至于久催不理，我憤怒得考慮寫一篇文章，聲討這批雅賊，不，“雅盜”，因為他們的罪行是公開的。不久我就打消這念頭了，因為發(fā)現(xiàn)自己也未能盡免“雅盜”的作風(fēng)。架上正擺著的，就有幾本向朋友久借未還的書——有一本論詩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，已經(jīng)半年多沒還了，他也沒來催。當(dāng)然這么短的“僑居”還不到“歸化”的程度。有一本《美國文學(xué)的傳統(tǒng)》下卷，原是朱立民先生處借來，后來他料我毫無還意，絕望了，索性聲明是送給我，而且附贈了上卷。在十幾冊因久借而“歸化”了的書中，大部分是臺大外文系的財產(chǎn)。它們的“僑齡”都已逾十一年。據(jù)說系圖書館的管理員仍是當(dāng)年那位女士，嚇得我十年來不敢跨進她的轄區(qū)。借錢不還，是不道德的事。書也是錢買的，但在“文藝無國界”的心理下，似乎借書不還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。

　　除了久借不還的以外，還有不少書——簡直有三四十冊——是欠賬買來的。它們都是向某家書店“買”來的，“買”是買來了，但幾年來一直未曾付帳。當(dāng)然我也有抵押品——那家書店為我銷售了百多本的《萬圣節(jié)》和《鐘乳石》，也始終未曾結(jié)算。不過我必須立刻聲明，到目前為止，那家書店欠我的遠少于我欠書店的。我想我沒有記錯，或者可以說，沒有估計錯，否則我不會一直任其發(fā)展而保持緘默。大概書店老板也以為他欠我較多，而容忍了這么久。

　　除了上述兩種來歷不太光榮的書外，一部分的藏書是作家朋友的贈書。其中絕大多數(shù)是中文的新詩集，其次是小說、散文、批評和翻譯，自然也有少數(shù)英文，乃至法文，韓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。這些贈書當(dāng)然是來歷光明的，因為扉頁上都有原作者或譯者的親筆題字，更加可貴。可是，坦白地說，這一類的書，我也很少全部詳細拜讀完畢的。我敢說，沒有一位作家會把別的作家的贈書一一覽盡。英國作家貝洛克（Hilaire Belloc）有兩行諧詩：

　　When I am daed，I hope it may be said：

　　His sins were scarler，but his books were read。”

　　勉強譯成中文，就成為：

　　當(dāng)我死時，我希望人們會說：

　　“他的罪深紅，但他的書有人讀過。”

　　此地的read是雙關(guān)的，它既是“讀”的過去分詞，又和“紅”（#000000）同音，因此不可能譯得傳神。貝洛克的意思，無論一個人如何罪孽深重，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當(dāng)回事地拜讀過，也就算難能可貴了。一個人，尤其是一位作家之無法遍讀他人的贈書，由此可以想見。(www.lz13.cn)每個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種贈書（包括刊物），我必須坦白承認，我既無時間逐一拜讀，也無全部拜讀的欲望。事實上，太多的大著，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，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書名，你就沒有胃口開卷饕餮了。世界上只有兩種作家——好的和壞的。除了一些奇跡式的例外，壞的作家從來不會變成好的作家。我寫上面這段話，也許會莫須有地得罪不少贈書的作家朋友。不過我可以立刻反問他們：“不要動怒。你們可以反省一下，曾經(jīng)讀完，甚至部分讀過，我的贈書沒有？”我想，他們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。那些“難懂”的現(xiàn)代詩，那些“嚼飯喂人”的譯詩，誰能夠強人拜讀呢？十九世紀牛津大學(xué)教授達旦生（c．L.Dodgson）曾將他著的童話小說《愛麗絲漫游奇境記》（Alice in wonderland），呈獻一冊給維多利亞女皇。女皇很喜歡那本書，要達旦生教授將他以后的作品見贈。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——一本厚厚的數(shù)學(xué)論文。我想女皇該不會讀完第一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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